解放战争为何拖不得?

1948年8月3日至6日,在蒋某人的亲自主持下,南京当局召开了“军事检讨会议”,除了乱七八糟的争吵和甩锅外,会议最终出台了三条主要的“军事应变措施”:第一条是恢复番号提振士气;第二条是组建大型机动兵团,以便跟解放军争夺战场主动权;而第三条对战局的影响将尤为重大,也引起了我方的高度重视!关于第一条措施的细节,历史爱好者大多了解,就是把所有的整编师恢复为“军”级番号,再把所有的整编旅恢复为“师”级番号。这波操作的用意,一方面可以让高级军官们的职务,听起来更拉风些;另一方面,也统一了之前整编师(旅)和军(师)编制共存的混乱状态,有利于作战指挥和管理

1948年8月3日至6日,在蒋某人的亲自主持下,南京当局召开了“军事检讨会议”,除了乱七八糟的争吵和甩锅外,会议最终出台了三条主要的“军事应变措施”:第一条是恢复番号提振士气;第二条是组建大型机动兵团,以便跟解放军争夺战场主动权;而第三条对战局的影响将尤为重大,也引起了我方的高度重视!

关于第一条措施的细节,历史爱好者大多了解,就是把所有的整编师恢复为“军”级番号,再把所有的整编旅恢复为“师”级番号。这波操作的用意,一方面可以让高级军官们的职务,听起来更拉风些;另一方面,也统一了之前整编师(旅)和军(师)编制共存的混乱状态,有利于作战指挥和管理。

其实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,即各级指挥官普遍反映,整编旅“下辖两个步兵团”的编制,战场运用非常不便,因此规定整编师恢复为“军”级单位后,定编35000人,而各整编旅恢复为“师”后,下辖作战单位重新按“三三制”编组,回到了抗战后期的“三角师”状态。

第二条措施无需解释了,即开始组建下辖三到四个军的大型机动兵团;而第三条措施的主要内容,是迅速组建一批“编练司令部”,第一期至少要扩建150万人的“二线兵团”,以改变各战场兵力不足的窘境,至逃台之前,已经先后组建了14个类似的编练司令部。

这些编练司令部主要集中在浙江、江西、湖南、广东和西南地区,直属于陆军总司令部,具体办法是抽调一批残缺不全的野战部队,作为基干调到后方,然后通过大肆招募和强征新兵,加以突击训练,不仅要把各部队的缺额补足,还要编组出一批新的军、师级部队出来。

在此期间,胡宗南(兼)、宋希濂(兼)、王敬久、孙元良、黄杰、陈铁、何绍周、张雪中等黄埔一期生,先后被任命为各编练司令部的司令官,可见蒋某人对于二线兵团组建、新兵训练补充的重视,这是最后的疯狂,也是企图扭转战局的狠招。

有件事读者必须清楚,在三大战役开始之前,双方的五大主战场包括东北、华北、西北、华东和中原,全部集中在长江以北。而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,仍然是敌人的大后方,尤其是江浙沪地区的财力、两湖两广地区的人力物力,是南京政府维持战争的主要支撑。

大决战之前,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上升到280万人,其中野战军的数量为149万人;而敌人的总兵力仍有365万人左右,其中正规军198万人。考虑到质量和士气等因素,我军的整体力量其实已占微弱优势,不过战场态势大体还是互相拉锯的状态,此时豫东战役刚刚结束。

显然敌人已经意识到了危机,正在着手实施“总体战”,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搜刮江南的人力物力财力,投放到江北战场以扭转局面。试想一下,如果不抓紧时间实施战略决战,等到敌人150万甚至更多的二线兵团训练完毕,全国解放的进程是不是很可能被拖延?

比如在东北战场,卫立煌面临的形势近乎绝望,50多万人只能龟缩在三个大城市里,被围歼是早晚的事情,如此困境,难道蒋某人和漂亮国军事顾问团看不明白?当然不是,但是如果从东北全面撤军,则华北必然不保,更直接影响到华东和华中的局面,所以蒋某人最终决定的策略是“拖”

那就是用卫立煌集团的50多万人,拖住已经壮大到百万人马的东北我军,使其不能迅速入关参战,从而尽量维持华北和华东的基本盘。等到二线兵团形成战斗力后,再想办法增加东北的兵力,进而夺回战场主动权,既然敌人要拖,我们又岂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?

与此同时,经过两年多的战场拉锯,以及敌人有目的地破坏和摧毁,几大解放区尤其是华东、中原和西北,其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供给,也到了濒临枯竭的状态。刘邓大军为什么紧急跃进大别山?军委为什么命令粟裕率三个纵队提前过江?就是要把战争拖入“国统区”。

换句话说,如果在1948年秋天,我方再不进行“军事总摊牌”的话,不早一点吃掉东北、华东和中原战场的敌人主力,不仅解放区的战争支援能力达到了极限,敌人还会利用其基本完全控制的广袤江南,进一步挖掘战争潜力,增加解放军取胜的难度,那就麻烦了!

毛主席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初,曾预计用五年左右时间打垮敌人,框算每年消灭敌军100个旅(师),五年内消灭敌人500个旅(师)的军队,进而取得全国胜利。随着敌人的不断失败,以及解放军力量的逐步增强,再把时间表调整到“三年左右的时间”,那就只剩下一年多时间了。

然而解放区经济上的困境,以及蒋某人企图开展“总体战”的阴谋,都迫使解放军必须提前进入战略决战阶段,再不当机立断实施“大决战”,形势或有复杂化的可能。对此,叶帅在《伟大的战略决战》中解释道:

“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,虽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,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点的时间,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,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。。。因此,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”。

另外还有国外的因素,1948年恰是漂亮国的大选年,属于民主党的时任总统杜鲁门,遭到了共和党代表、纽约州长杜威的强力挑战,当时的民调一致看好杜威,《芝加哥论坛报》甚至在大选选票清点完之前,就冒冒失失地抢先发布“杜威战胜杜鲁门”的消息,可见舆论的倾向所在。

搞笑的是,刚刚当选民国总统的蒋某人,由于对杜鲁门之前的援助力度不满,加之轻信了左右的忽悠,居然掺合了漂亮国大选,斥巨资力挺杜威入主白宫。结果却是,杜鲁门意外地连任成功,那么对南京当局的态度可想而知,所以这一年,也是美援武器运来最少的时间。

而军事上的不断失败,以及政治上的暴行和经济上的搜刮,也让“国统区”反对浪潮一片,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,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惊呼:“局势的恶化已经到了接近崩溃的地步”,这个时节,就算漂亮国没打算完全抛弃南京政权,至少也是不愿意深度趟混水了。

如此军事、政治和经济等几方面的因素,都要求我军尽早打破僵持局面,从战略反攻阶段步入战略决战阶段,尽管在总兵力上还初微弱劣势,比如淮海战役就被称为”一锅夹生饭“,但是时不我待,不能跟着敌人的节奏再拖下去了,绝不给蒋某人以任何喘息之机。

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讲到:“抗日战争要慢,解放战争要快。抗日战争的慢,是打持久战,就是为了积聚力量,壮大自己,消耗敌人。解放战争要快,就是一仗接着一仗,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,不给敌人以喘息、补充的时间,接连不断地吃掉敌人”。

基于这样的战略筹划,在西柏坡的严令下,1948年9月12日,东北野战军70多万精锐大举南下北宁铁路线,兵进辽西包围锦州,揭开了大决战的序幕,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接连打响。

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的1948年11月14日,新华社发表毛主席亲自执笔的评论《中国革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》,在这篇社论中正式提出:“现在看来,只需从现时起,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,就可能将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”!

实际上,在三大战役结束后,蒋某人“下野”退居幕后、操纵南京政府派出和平谈判代表团等举动,仍然是在用“拖”字决,一边组织长江防线抗拒解放军过江,一边加紧编练新部队,胡琏、李弥等败军之将,也被任命为第2、第6“编练司令部”司令,企图垂死挣扎。

同时还在幻想国际形势的变化,寄希望于外国势力的武装干涉,而毛主席对此洞若观火,绝不给蒋某人拖延战争进程的机会,发出了“打过长江去,解放全中国”的号召,解放军两个多月后便发起了渡江战役,席卷江南,至1950年初基本解放了全国大陆。

1950年6月下旬,海南岛战役结束仅仅一个多月后,国际形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,如今回想起来都有些后怕,更钦佩于老一辈革命家的高瞻远嘱,事实也告诉我们,“解放战争拖不得”是多么光辉的论断!




解放战争必须速战速决,打过长江去,解放全中国。这里又涉及到毛主席超前的战略眼光和英明决断。如果解放战争再拖三两年,造成一种僵持的状态,国际形势就会发生变化,漂亮国人就会想方设法进行干预。漂亮国人后来之所以放弃国民党,是因为完全看到希望。

宜将剩勇追穷寇,不可沽名学霸。就是毛主席解放战争战略的精髓所在。敢打敢拼,一往无前,使漂亮国人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希望彻底破灭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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