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埔军校奇怪之处为何前6期将星如云，后17期却再难出名人？

黄埔军校”这四个字可以说是人尽皆知。20世纪初，从这所军校走出的学员（名人、杰出将领）几乎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中国近代人物战争史，他们每个人都赫赫有名，比如，周恩来、蒋介石、林彪、叶剑英、聂荣臻、徐向前等

黄埔军校”这四个字可以说是人尽皆知。20世纪初，从这所军校走出的学员（名人、杰出将领）几乎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中国近代人物战争史，他们每个人都赫赫有名，比如，周恩来、蒋介石、林彪、叶剑英、聂荣臻、徐向前等。

黄埔军校一共有23期学员，名人和杰出将领基本都集中在前六期，但是从第七期开始就很少有名人和杰出将领，学员基本都是默默无闻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1922年6月16日，孙中山的部下，广东军阀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，他派4000多人围攻总统府，还炮击孙中山住所观音山粤秀楼。“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”，虽然孙中山失败过很多次，但作为近代史上最著名领袖之一，失败并不妨碍他的伟大，他总能从失败中站起来，变得更加勇猛。

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的打击还是很大，他深知，利用军阀打军阀道路已走不通，他需要找一个可靠的外国同伴，最终他找到苏联。

当时苏联还叫苏俄，作为一个新生国家，苏俄首要任务是打破世界孤立与其他国家建交。当孙中山使者找上来的时候，双方一拍即合，孙中山表示愿意以苏俄为师，苏俄也觉得孙中山提出的条件还行，可以接受。

1923年8月，孙中山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前往苏联考察，蒋介石对于这次去苏联考察是满怀期望，但蒋介石晚年时在他的日记中这么写道：在我没去苏联前，我相信苏联对我们援助是出于友好，绝无私心恶意，但考察结果让我感到苏联对新疆、蒙古、东北领土侵占的野心，让我的理想、信心完全丧失。

尽管蒋介石感觉到苏联很危险，但蒋介石知道，此时的国民党根本离不开苏联援助。

1924年1月20日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，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得以正式确立。

接下来，孙中山主要任务是创建一支忠于党，忠于自己的军队。要建立这样的军队，必须要有培养军官学校，于是他决定创办一文一武两所学校，国立广东大学、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，前者是如今的中山大学，后者是黄埔军校。

在苏联帮助下，孙中山终于迈出创办军官学校，建立革命军第一部，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，任命37岁的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黄埔军校筹备过程中，由于筹备工作繁重，办校经费、武器弹药、训练器械极度缺乏，不少老资历革命干部出于心理不平衡，对他处处掣肘，蒋介石多次撂挑子不干，还是孙中山拿出老领导架子批评他一顿，才让其勉为其难挑起这副担子。

孙中山于1924年6月16日开学。在两年前的同一天，陈炯明叛变，孙中山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。

黄埔军校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，后来改名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，因校址位于黄埔长洲岛，所以被称为黄埔军校，这其实是非正式名称，却远比正式校名要有名气。

除了名字，学校门口对联同样让人耳目一新，上联“升官发财，请往他处”，下联“贪生畏死勿入斯门”，横批“革命者来”。

读到此处，想必你也明白，黄埔军校能如此成功绝不是偶然。

除了学校利益高尚外，黄埔军校另一个成功秘诀在于生源素质，只有最优秀年轻人，最坚定革命者才有机会进入，他们只需经过短期培训，就可成为优秀军事人才。

笔者带大家来看看黄埔军校苛刻的入学标准：

一，政治背景。正如对联横批所示，黄埔军校只招收革命者，所有学员必须根正苗红，必须是本党党员，由本党推荐。这里的本党自然是指“国民党”。由于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期间，很多共产党员也进入黄埔军校学习。

二，文化水平。黄埔军校不收文盲，招生考试分为初试、复试、总式三项。内容涵盖极广，包括鲜有人知的代数、几何，没有很高文化水平，考试都考不过，黄埔军校出来的学员大多数是文武兼备。

三，口才和应变能力。黄埔军校培养的军官毕业后是干部，非一般士兵，他们必须胜任政治宣传工作，录取前必须要经过面试考察，考生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，合格者才能晋级。在黄埔毕业生中，不乏优秀的谈判人才和外交人才，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。

经过严格考试，黄埔第一期至录取350人，加上并过来的军政部讲武堂学生120人，黄埔一期不超过500人。问题出现，既然学校利益远大，生源选拔如此严格，第6期之后为何很少有名将或名人呢？

具体原因也不难理解。首先黄埔军校成立于军阀混战年代，给了前几期学员提供展现军事才能的空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部分将领才能凸显出来。要知道，当时军阀虽说看起来势力庞大，但受到许多客观因素影响，他们战斗力远其实没那么大。

抗日战争打响后，黄埔军校还在不断为军队输送人才，面对强大的日军，他们很多还没有成长到名将阶段已经殉国。军队里有着严格的晋升制度，作为新兵蛋子，这些学员几乎不可能一来就被委以重任。

相比之下，前6期学员经过东征和北伐战争后，其中很多学员已经晋升为军官。在抗日战争中，他们大多是坐镇后方指挥，不需要冲锋陷阵，在这样情况下，他们不仅人身安全有更大保障，还有更多机会在战场上继续发挥军事才能。

不管怎么说，黄埔军校毕竟对中国近代对外抗战起到巨大推动作用，它的地位仍旧不可动摇，完全有资格载入史册，被人铭记。

在黄埔六期毕业生当中，未来职衔晋升速度最快者，当属1944年升任新六军中将军长的廖耀湘，1947年再晋兵团司令。即便是这个颇有名气的“廖瞎子”，在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春，也才刚刚被任命为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骑兵队的少校连长，这还是因他具备法国圣西尔军校留学的特殊经历，此时特别受宠的戴笠，也不过是陆军中校衔。

（廖耀湘

这两人完全可以作为代表了，也就是说，在全面抗战爆发的1937年，黄埔六期生能混到校官者已是寥寥，绝大多数还在尉官阶层混世界呢，级别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。

既然第六期毕业生还当不上一名步兵团长，那么第七期以后包括南京中央军校（再称为黄埔军校其实不准确）的各期学员们，更是难以在这一时期出人头地了。

再朝前推一些，我们熟悉的黄埔四期生谢晋元、胡琏、张灵甫等人，抗战爆发时，也才混到中校或者上校衔，能当上团长都属不易，想成为将军只能是抗战前期有相当优异的表现了。

黄埔四期生是1927年毕业的，十年光景如按“停年”正常走程序，军衔也就晋升三到四级，从少尉混到中校算“进步”比较快的，这是军事常识。

那么经过了八年抗战，黄埔前五期的大部分毕业生，才有机会步入将军行列，而后面的六期七期生、中央军校生就很困难了，军中也是论资排辈一步步升迁的，“直升机式干部”的特例很少，也不要以为国民革命军的衔级就是彻底胡来。

如果换到今天的和平年代，青年才俊军校毕业，如果按部就班升迁的话，20年后充其量是上校军衔，想成为一名正军级的少将，并且年龄不到50岁的，堪称凤毛麟角。

只有这么客观看待，才明白黄埔四、五、六期毕业生，当时的晋升已经不慢了。读者的错觉，主要还是来自黄埔前三期的快速晋升，认为黄埔生成为将军很是轻松，其实差矣。

黄埔军校在前六期中总共招收了10000多的学生，其中真正毕业的人数不到10000人的样子，而根据1936年的统计，全军少将衔以上军官，仅为1800余人。

（黄埔一期郑某某）

其中绝大部分还并非出自黄埔，而是保定军校、云南讲武堂、东北讲武堂、日本军校的毕业生，在1935年的首次军衔铨叙中，黄埔一期生授陆军中将衔的仅几人而已，比如胡宗南、孙元良、王敬久等，其他多为少将或者上校衔，杜聿明就是上校衔。

换句话说，在抗战爆发之前，黄埔生根本没可能出现“将星如云”的情况，区区几十名黄埔出身的将军，跟10000人的基数比起来，简直不值一提。当然，也只有在抗战爆发前混到了校级军官，才有了在抗日军兴以后，在军队大扩编中晋升将军的可能（暂不分职务军衔和铨叙军衔了）。

先注意一下黄埔前七期的毕业时间和毕业人数，方便后续说明。

第一期：1924年3月至1924年11月，共有635人毕业；

第二期：1924年8月至1925年9月，共有449人毕业；

第三期：1925年10月至1926年1月，共有1233人毕业；

第四期：1926年3月至1926年10月，共有2654人毕业；

第五期：192年11月至1927年8月，共有2418人毕业。

第六期：1927年10月起至1929年2月，广州和南京两地毕业3634人；

第七期：1928年初至1929年12月，广州和南京两地毕业1518人。

实际上，自1927年4月起，那位蒋校长已在南京另起炉灶，开始筹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，习惯上仍称黄埔军校，又称南京本校，但是广州校区还在办学，所以第六期和第七期都存在两个办学地点。

当时在南京校区毕业的学员，一般称为中央军校第六、第七期，而在广州校区毕业的一般称为黄埔第六、第七期。至1930年5月，黄埔校区彻底停办，从此以后便只有“中央军校第八期”的称谓了，并且一直延续到兵败大陆的第二十三期。

而黄埔生若想在抗日战争初中期，就能够挂上将星，只有两个“快车道”，其一是早年参加过两次东征，然后你还得活下来，才能够成为佼佼者，具备了未来快速晋升的资本；其二是必须参加了北伐，因为正是在这一期间，国民革命军的规模和数量，才出现了第一次大膨胀。

先说第一条快车道，黄埔校军的两次东征，起始时间是1925年2月到1926年1月，注意看前文的黄埔毕业批次，到第二次东征结束时，黄埔三期学员刚刚毕业。也就是说，只有黄埔一期、二期的毕业生和少数三期生，才有机会实现这一次的弯道超车，后续的干脆没有机会。

经过东征的洗礼，表现突出的黄埔第一期、第二期学员，在1926年7月誓师北伐时，有可能被迅速提拔到营长、团长的位置上，否则仅仅毕业一、二年的军校生，无论如何是混不到这个级别的，比如胡宗南北伐之初，即已成为教导师第二团上校团长，黄埔毕业两年时间都不到。

（胡宗南）

第二条快车道，则是北伐不断胜利造成的极速扩军，道理很简单，正常升迁的话，是不可能短时间产生那么多将军的，必然受限于部队规模和军官资历，没有那么多的军队，又哪来那么多的将军？

而1926年7月到1928年6月的北伐，是国民革命军总数量急剧增加的窗口期，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初，仅有八个军10万余人，仅仅到了1927年4月间，随着不断地招降纳叛，新扩编的部队多达38个军和部分独立师或旅，总兵力突破40万人。

再到1930年中原大战前夕，仅黄埔嫡系或依附蒋系的军队就达到了60万人之多，而为了控制甚至吞并这些新编的杂牌军，黄埔生纷纷被晋级晋衔去掌握部队，不少原来的营长、团长、旅长们于是“水涨船高”，其中不少人混上了将军。

然而自1929年以后，国民革命军的总数量非但不再增加，还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裁军，主要是养不起那么多军队了，另外蒋校长也要限制和削减其他派系的军队，于是有了“编遣会议”等等措施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黄埔生已经不再有晋升的捷径了！

在另外一方人民军队的阵营中，情况也大抵如此，时间节点非常清晰：那就是在1927年4月之前，黄埔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，尽管加入我党的学员占比不是很大，他们仍然是人民军队初建时的骨干军官力量。

我们知道，形成三大红军主力的是闽赣苏区（一方面军）、湘鄂西苏区（二方面军）和鄂豫皖苏区（四方面军），在这三大苏区的红军创建中，其实有相当数量的黄埔一期生和二期生，其中大部分牺牲，能够百战余生者，那一定是开国将帅，比如徐向前、陈赓、周士第、阎揆要等等。

而这个时间点上，黄埔四期刚刚毕业、黄埔五期正在就读中，在北伐的大浪淘沙中，也有少部分参加了南昌起义等“建军大业”，由于红军严重缺乏科班出身的军事干部，即便是四期生和五期生，也会在战斗中逐渐成长为名将，比如林帅、宋时轮等等。

至于黄埔六期和七期生，他们在校期间，已经面临“清党”的生死考验，除了一些身份隐蔽较好的秘密党员，绝大多数已无可能再参加红军，所以在1955年的大授衔中，毕业于黄埔六期、七期的开国将军，屈指可数。

至于在南京重开的中央军校，由于其政治面貌和思想教育已完全被那位校长把控，不久更开始学习德国军队，灌输法西斯主义和对校长个人的忠诚，思想进步者注定被排斥在大门之外，毕业时间也多在土地革命战争爆发以后，那只能成为对方阵营的基层军官了。

总体而言，只有黄埔军校前五期的学员，才有机会驶入两条“快车道”，如此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，或者在抗战的中前期，能够成为将军或者“名将”，再因校长重视黄埔嫡系军官和部队，因此知名者较多。

而自中央军校（黄埔）第六期以后，军官必须凭借资历和战功一步步获得晋升，鲜有弯道超车的普遍机会了，除了廖耀湘这样的特例外，大部分黄埔六、七期的学员，解放战争期间刚刚混到少将师长是很正常的现象，结果还没有轮到他们出名，就被解放军秋风扫落叶了。

（换关校长了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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