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庆谈判尚未结束,毛主席为什么要提前离开重庆?
1945年10月8日,周恩来的英文秘书李少石,在重庆被国军开枪杀死。10月12日,毛泽东乘机离开重庆
1945年10月8日,周恩来的英文秘书李少石,在重庆被国军开枪杀死。
10月12日,毛泽东乘机离开重庆。
登机前,毛主席写下了一行字:李少石同志是个好共产党员,不幸遇难,永志哀思”
毛主席走的时候,重庆谈判还没有结束。
为何毛主席提前出发了?
1、毛泽东来到重庆,是有一定危险的
抗战八年,蒋介石曾6次邀请毛泽东见面,都被拒绝。
重庆谈判是第七次。
为何如此?
因为之前,毛泽东对蒋介石没有太大的信任感,这不是主观意识决定的,而是历史上一件件事情决定的。
①、1927年一季度,国共还在合作。在4月12日,蒋介石突然翻脸,由此造成了多少共产党人脑袋落地啊!
②、土地革命时期,蒋介石秉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原则,对红军围追堵截,欲除之而后快。又有大量共产党人在前线、在国军掌控的城市里,失去了宝贵的生命。
③、如果不是西安事变,蒋介石都下不了抗日的决心。老蒋同意了全面抗战,却将送他去南京的张学良软禁。没有信誉啊!
④、本来抗战好好的,结果,蒋介石突然发动了“皖南事变”,给新四军造成了重创,军长叶挺被扣押,政委项英战死。
这些事件无一不说明,蒋介石是个不讲诚信的人,万一对毛主席采取不当的行动呢?
如果毛主席有个三长两短,损失就会特别大,能不能解放全中国都不好说,因为毛主席就是解放中国最重要的一块拼图。
毛主席来重庆之前,大家在延安都挺犹豫,后来深度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,以及分析了重庆的具体情况,决定冒险去重庆。
从毛主席到了重庆的第一天开始,周恩来就亲自安排人做毛主席的保卫工作,甚至拒绝了蒋介石等人安排的住所,直接住到了张治中的家里。
后来,毛主席返回延安的前三天,周恩来的英文秘书李少石被枪杀了。
事后,根据调查结果,是司机撞伤了一个国军士兵,于是,当值班长就命令开枪,就此,李少石牺牲了。但是,这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?
如果再次出现这样的意外,该怎么办?
其实,李少石的岳父大名鼎鼎,就是著名的革命家廖仲恺,也是大人物,在20年前的1925年8月被当街刺杀。
所以,重庆虽好,但是对毛主席来讲,越早离开越好,这里是别人的地盘,风险无法完全掌控。
在这“是非之地”,毛主席绝不能久待。
2、毛泽东到重庆,也不是来进行具体谈判的,早走没影响
毛主席为何要去重庆?
目的无非三个。
一是表明谈判的诚意;二是经过接触各方人员,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;三是在大方向上掌舵。
具体的谈判,需要毛泽东去谈吗?
根本不需要。
细致的工作和谈判,是周恩来等人做的,并不是毛主席。
如此情况之下,毛泽东早走根本就没什么影响,况且,延安还有很多事情在等着毛主席去做决定呢。
一个领袖,在对立政党的“地头”,没有长时间待着的必要。即使如此,毛主席在重庆的时间达到了45天,这时间不可谓不长。
所以,毛泽东根据情况选择提前走了,这不代表对谈判的不重视,也不影响具体的谈判工作。
3、毛主席已经看清楚了情况:大战无可避免
重庆谈判,仅仅是蒋介石的缓兵之计。
一边在谈判,一边往北方调兵遣将,这说明了一个问题:大战不可避免。
正所谓:一山不容二虎。
蒋介石的性格、做事方法和行为,决定了“重庆谈判”只是个幌子。
蒋介石说的好听,却在漂亮国的帮助下,疯狂往北方运兵。这种情况,毛泽东不会不知情,我地下党的工作,绝不能小觑。
那我们这边,在闲着吗?
也没闲着,开始往东北布局,不断抽调将士奔赴东北。
看似,主要的事情在重庆谈判中,实际的博弈在布局东北、华北、苏北上,特别是东北大地,工业基础雄厚,物产富饶,谁得东北谁将获得更大的主动权。
没有硝烟的竞争,在谈判的背后正在进行,这一步步的布局决定着未来的前程。
在重庆如果呆的太久,或错过很多的统筹和安排。
毛主席等人已经窥破蒋介石的伎俩,再不离开,就会形成被动的局面。
实际上,毛主席的提早离开,就是在为全国的解放争分夺秒。
回到开头,重庆谈判还未结束,毛主席为何要提前离开重庆?
至少有三个原因,一是停留越久,危险越大,君子不立危墙之下;二是毛主席并没有具体的谈判工作,大的方向已经指明,周恩来组织大家去做就可以了;三是,形势比较紧,双方的布局和博弈正在全面展开,必须尽早回去,否则会耽误革命大计。
1942年10月7日,八路军第115师师长、抗大校长林彪风尘仆仆到达重庆,在重庆“八办”与周公汇合,之后在重庆整整逗留了九个月的时间。林彪从苏联治疗回国后,本来是要在延安边工作边休养的,为何不远千里赶来重庆呢?他正是代表毛主席,前来跟蒋某人进行谈判的,直到1943年7月才回返延安。
蒋某人提出跟毛主席当面会谈,最早还是1942年8月间的事情,主要是“皖南事变”以后,国共两党的关系降至冰点,双方军队剑拔弩张,而重庆政府的倒行逆施,甚至让美苏等盟国都看不下去了,纷纷提出抗议和警告。
所以蒋某人不得不加以收敛,同时向周公表示,希望在西安与毛主席见面,会商“继续合作抗日”的有关问题。但是周公对此非常谨慎,出于对毛主席的安全、以及斗争策略等几方面考虑,特别建议由林彪代表毛主席前往西安。
其实就是以林彪作为毛主席特使的意思,毕竟林彪是红军名将,并且是毛主席的“第一爱将”,而且刚刚从苏联回来。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层的一致同意,不过等林彪赶到西安时,蒋某人已经返渝,于是才有了林彪的重庆之行。
显而易见,当年无论国共在哪里举行谈判,毛主席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,蒋某人在政治上的出尔反尔和流氓无耻那是出了名的,承诺的事情分分钟可以变卦。比如西安事变他被释放前,口口声声答应,绝不追究张、杨二位将军的责任,结果又是怎么样呢?
少帅到南京一去不复还,被幽禁了大半辈子,而杨虎城将军也被关押,后来干脆惨遭毒手。如此惨痛的教训,是周公和我党其他领导人必须要吸取的,因此对于毛主席亲自出面与蒋会谈的事宜,一定要慎之又慎。
1945年8月15日,鬼子宣布投降,时局骤然变得诡谲起来,蒋某人自然把边区政府、八路军和新四军视为新的主要对手,心里面肯定是想用武力解决的,但是又不好公开下手,因为八年抗战下来,举国希望和平,包括美苏等盟国也希望中国走和平建国的道路,其在政治上的顾忌较多。
于是从8月下旬开始,蒋某人连发三电致延安方面,再次邀请毛主席到重庆谈判以“共定大计”,而且发的是公开电,潜台词是,如果延安方面拒绝邀请的话,便可把未来内战爆发的责任,全部推到我方头上;另外一层,是回想起1942年林彪作为特使的往事,蒋某人判断:毛主席应该不会来重庆!
出乎蒋某人所料的是,为了揭破重庆当局的假和平面目,为了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,毛主席毅然决然宣布接受邀请,并于1945年8月28日从延安飞抵重庆。这一举动让蒋某人及其亲信登时手忙脚乱,因为他们就没想过毛主席真的会来,民间对此也一片愕然,柳亚子诗中将此举称为“弥天大勇”。
实际上,关于毛主席是否应该赴渝谈判的问题,我方内部争论的也非常激烈,绝大部分领导同志和八路军将领,都认为这是蒋某人玩弄的花招,主席的安全实在堪忧,毕竟曾经打了十年,毕竟还被蒋某人重金“悬赏”过,因此建议谈判由周公出面即可。
然而毛主席以深邃的分析和大无畏的勇气,力排众议,最终决定前往。不过对于远赴重庆谈判,毛主席也做了最坏的打算,那就是如果做出最大让步还不能够实现和平,那就“准备坐班房”,并且说过:“如果是软禁,那倒不怕,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”。
临行之前,毛主席还特别提议,由少奇同志代理党中央主席的职务,同时增补陈云、彭真两位同志为书记处候补书记,以便在毛主席、周副主席都不在延安的情况下,我党中央仍然能够正常运转,从而指挥全党全军继续奋斗。
当然,毛主席深入虎穴,安全问题仍然是重中之重,一方面,美苏等国都作出了承诺,漂亮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还亲往延安相迎,两国自然也都对蒋某人提出了相关警告;另一方面,在全国各界强烈要求和平的气氛之下,蒋某人也确实不敢轻举妄动,甚至下令相关单位要做好毛主席的安保工作。
可是如前文所述,重庆当局根本没有料到,毛主席果真会亲来谈判,所以也根本没有做好和平谈判的准备,相关文案和条款那是啥都没有,可谓是手忙脚乱。因此重庆谈判正式开始时,反而是我方先拿出了一系列谈判要点,然后是蒋某人暗地里各种不同意,谈判遂陷入旷日持久。
重庆谈判的过程,由此变得十分的艰难曲折,历经43天的艰苦谈判后,双方总算基本达成协议,准备于10月10日签署《双十协定》。然而就在这份协定准备签署的前两天,在蒋某人为毛主席举行欢送宴会期间,发生了“八办秘书”李少石遇害的突发事件。
李少石是元老廖仲恺的女婿,身材与周公相仿,1945年10月8日下午6时许,当他从沙坪坝回红岩村途中,座车遭遇枪击身负重伤,送医院抢救无效后不幸遇难。周公闻讯大惊,立即找到负责警卫工作的宪兵司令张镇,提出严正质问和抗议。
事后查明,这确实是一次由于误会酿成的误击,主要是设卡盘查的士兵和李少石的座车互相出现误判,在汽车加速驶离过程中,士兵开枪警告从而酿成流血事件。但是周公对此仍然心存疑惑,担心对方是否有故意成分,进而担心毛主席在协定签署后,能否顺利离开重庆的问题。
从如今解密的档案来看,蒋某人在重庆谈判期间,在关于是否扣押毛主席的问题上,确实有过思想上的反复,野曾经在日记中有所流露。经过反复的权衡掂量,据说直到10月6日,蒋某人才总算放弃了这个企图,但是谁又能保证,他后面不会随时变卦?
另外,尽管蒋某人暂时放弃了这个龌龊的念头,但是其内部各派势力也是有些蠢蠢欲动的,比如军统、中统或者黄埔系军官团等等。这帮人也有可能在不请示最高当局的情况下,主动下黑手以邀功,到时候推出几个替罪羊便是,我方对此亦不可不防。
比如重庆谈判的后期,毛主席在会晤老朋友章士钊时,曾经询问他对时局的看法,章士钊谈完一些意见后,特地在毛主席手心里轻轻地写了八个字:三十六计,走为上计。也就是说,各界民主和爱国人士,也都担心毛主席的安全,盼望他尽早脱离险境。
与此同时,在重庆谈判期间,各地的军事冲突早已频频爆发,在山西、河北、山东和东北,双方军队之间的大小战斗此伏彼起,我方必须制定相关的战略和战役指导,而毛主席如果久在重庆,也不方便对各地自卫战争进行指挥,尽早返回延安才是上策。
综合各方面因素进行认真考量后,一向以谨慎著称的周公,立即向对方提出,在《双十协定》正式签署之后,毛主席应从速返回延安,对此,蒋某人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表示同意。
于是1945年10月11日,也就是在《双十协定》签署过后的第二天,毛主席乘机离开重庆,终于安全返回延安,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,此行总算是有惊无险。
总体而言,毛主席并不算“提前离开”,因为和平协定已经正式签署,至于细节讨论和如何落实,有周公留在重庆主持足矣,没有必要让毛主席久处险地。
重庆谈判期间,毛主席还多次会见各界知名人士、民主人士,甚至还会见了一些蒋系亲信大员,不断宣传我方的主张,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统战工作,广泛赢得了人心和尊重。
已然打破了蒋某人的幻想,敢于直入虎穴谈判,赢得政治上的绝对主动,同时也赢得了各界的尊重和理解,重庆之行目的基本达成,又何必立于危墙之下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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