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史之乱中，为什么唐朝北方的军队有好好的大唐盛世不过，却愿意跟着安禄山反叛？
首先，并不是所有人眼中的大唐，都是盛世。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后，随着一系列政策的调整，大唐整体国力逐日上升，并最终在开元年间进入全盛时期
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后，随着一系列政策的调整，大唐整体国力逐日上升，并最终在开元年间进入全盛时期。
这段时间，被称为“开元盛世”。
开元盛世时，大唐国力空前强盛，社会经济也空前繁荣，同时人口也大幅度增长，当然也少不了万邦来朝。
总体来说，这段时间，是一大部分人活的最惬意的时间，毕竟盛世之下嘛。
但是，我们需要弄明白一个问题，就是太阳也有照射不到的地方，同样，在盛世之下，未必是所有人的日子都过得十分惬意。
比如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本人，早年间的日子就不太好过。
由于早年丧父，加上母亲改嫁，因此安禄山的童年不仅不完整，且相当不幸福，为了生活，他不得不早早混迹于当时的边境市场上，当了一个为买卖人协议物价的牙郎。
牙郎说起来好听，但实际上就是靠着赚取点差价，以及靠着客商打赏混口饭吃的人。
这样的人，想必日子也不会太好过，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 也不是不可能，而这还是建立在安禄山有能说会道这个技能的基础上。
别的不说，如果安禄山衣食无忧，他也犯不上在后来去偷羊（当然也是因为偷羊改变了他的一生）。
而类似于安禄山这样的普通人，在当时的北方边境不在少数，而生活的不如他的，肯定是比比皆是。
你能说他们不是生活在大唐盛世之下的人吗？肯定不能。
所以，大唐盛世也好，万邦来朝也罢，对于像当时的安禄山这种生活在边境的底层人来说，并没有太大的意义。
他们依旧要为了生活而四处奔波，并且活的还十分艰难。
换句话说，所谓的大唐盛世， 并非是他们这些人的盛世，而是长安城的那些王公贵族们的盛世，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。
而把这个道理放在北方的军队里，同样也是如此。
唐朝初期，实行的是府兵制，所谓府兵制，就是兵农合一的制度，遇到战事时，士兵上阵杀敌，而战事结束，这些士兵则归田务农。
府兵制的最大特点，就是士兵没有俸禄，也就是朝廷不发薪水，不仅不发薪水，甚至连士兵前去打仗时基本的装备，都需要自行准备。
这么看来，府兵制对于士兵也太苛刻了吧，实际上不然，府兵制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那就是每个军户，可以享受400亩的永业田。
不仅如此，军户全家还可以免除课税以及徭役，说白了就是一人当兵全家享福。
正是由于执行府兵制时，国家不需要支出高额的费用，因此在唐初时期，大唐的军队规模一度高达近百万人之多。
而在这其中，一个士兵的日子过得好不好，关键就在于种地种的好不好。
但这种看似完美的制度，在后期却走向崩溃，为啥呢？实际上这种永业田，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军费支出，只不过唐初国家掌握大量土地，有能力支撑府兵制的运行。
而随着人口的增长，加上土地私有化以及兼并，就出现土地不够用了的问题。
所以，府兵制逐渐退出，募兵制走上台前，而募兵制说白了，就是花钱雇佣军人，这些军人当兵就是为了养家糊口，也就是把当兵当成了一种职业，因此，职业军人就开始出现。
这种变化，就在无形中造成了一个后果，那就是大唐的军队，开始从有组织的人，转变为了自由人。
什么意思呢？
府兵制之下，军户是由地方政府管理，包括永业田的发放，以及减免课税徭役的资格等等，因此军户是需要听从地方政府安排的。
这个时候，边境的藩镇，对于士兵的管理并不是完全说了算的。
但改为募兵制之后，唐玄宗为了管理方便，干脆将募兵的权力下放给了藩镇，这么一来，募集而来的士兵，从一开始就和朝廷隔绝，他们只认招募自己的顶头上司。
于是，朝廷也好，地方政府也罢，就逐渐被空心化。
并且，这些募集而来的士兵，本身就是为了讨生活才来当的兵，给他们发薪水的，不是朝廷，而是藩镇的官员，这么一来，对于他们来讲，谁是衣食父母不言而喻。
所以再问大唐盛世和他们有没有关系，得到的答案，自然是关系不大。
在这些人眼里，谁给自己发钱，谁就是自己的衣食父母，至于外面是不是大唐盛世，甚至是不是大唐，对于他们来讲，其实并不是太重要。
而这不是最致命，最致命的是唐玄宗的一个安排。
在府兵制的制度下，藩镇的军饷也好，还是物资也罢，都是需要由朝廷调拨的，也就是说，离开了朝廷，藩镇就成了无根之水，很难撑下去。
但时间一久，就出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唐朝的重点军事部署，基本上都在边关，这么一来，调拨至边关的钱粮、物资等，运输周期长不说，路上的损耗也大，总之就是运输成本极高。
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降低运输成本，唐玄宗开始采取将藩镇周边郡县的赋税，直接转给藩镇的做法。
这么一来，就不用再从全国征调，然后再调拨至藩镇这么来回折腾了。
到了这个时候，藩镇已经掌握了所谓的钱袋子，而正如前文所说，藩镇本身就有自行募兵的权力，如今又掌控着给士兵发军饷的钱，那么士兵们看待藩镇，以及看待给他们发钱的上司是一种什么心态，可想而知。、
不用说，自然是唯其命是从，至于朝廷，更加空心化。
而这个办法运行一段时间后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即藩镇周边的郡县，经常会因为赋税上交的数量，以及上交的时间，与藩镇发生矛盾。
毕竟，藩镇想早点、多点收到赋税，但郡县肯定不可能完全按照藩镇要求去做，一来二去，矛盾就这么发生了。
到了后来，矛盾越来越多，于是，唐玄宗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，干脆大手一挥，把藩镇周边的郡县行政管理权，也下放给了藩镇。
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这些郡县，从此以后，成了藩镇的“自留地”。
不仅如此，更意味着，藩镇自此不仅掌握钱袋子，同时还在掌握印把子，也就是藩镇成了地方上手握财政、军政的一把手。
换句话说，就是军阀，就是土皇帝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藩镇军队的士兵们，对朝廷的认同和归属感还会剩下多少？谁在他们心中更加重要？
这答案不言而喻，自然是藩镇的军头，也就是安禄山这种人。
尤其是在安禄山逐渐崛起后，他一手提拔了不少心腹，这些心腹原本出身都不是太高，但跟着安禄山，却一步步高升，得以荣华富贵。
在他们的心里，安禄山才是他们的天，只要安禄山过得好，那么他们也会过得好，所以，安禄山让他们去造反，他们自然就去造反了。
这种心态，不止是安禄山的心腹，还有广大的底层士兵，他们对应的是自己的上司，而上司荣华富贵了，肯定要提拔几个心腹。
这么一来，整个藩镇的军队，就形成一种闭环效应，什么朝廷我不知道，什么大唐盛世与我无关，我只知道，跟着我的上司有肉吃有钱拿，他让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。
因此，再回过头来看，你说万邦来朝的大唐盛世，与这些边境的底层士兵，关系大吗？肯定不大，他们几乎对此就没有什么认同感。
所以，反了也就反了呗。
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，还有一个客观原因，那就是大唐的军队，在成分上也开始逐渐转变，而这种转变，导致军队对于大唐的认同感越来越低。
自打南北朝时期，北方的游牧民族大量开始涌入中原，到了隋朝乃至唐朝时达到了顶峰，这么一来，在大唐帝国建立后，整个大唐境内，居住着数量可观的游牧民族成员。
这些人，也可以称作胡人。
胡人不仅在类似于长安的繁华都市出没，同时在大唐帝国的其他地方也不乏存在，至于北方边境，更是不计其数。
像安禄山早年当牙郎的地方，其实就是一个胡汉杂居的区域。
当然，民族大融合也是大唐高度包容性，以及国力强盛的一个象征，但与此同时，也出现了在军队的基层乃至中层，都有胡人士兵和军官的存在。
如果不是李林甫当政的话，这其实倒也没什么。
问题是，在李林甫当政之后，他为了排挤汉人军官，准确的说死为了排挤汉人边将，就向唐玄宗提出，启用胡人作为藩镇节度使的想法，并且为了让唐玄宗同意，甚至把胡人夸上了天。
（李林甫）尝奏曰：“文士为将，怯当矢石，不如用蕃人，蕃人善战有勇，寒族即无党援。”帝以为然。---《旧唐书》
于是自此，大唐在边境的藩镇中，开始大量启用胡人，而安禄山也是因为大唐的这种政策改变，开始得以崛起。
但当胡人崛起，并成为藩镇的节度使之后，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。
什么问题呢？这些胡人将领也好，胡人的兵卒也罢，他们确实不会像汉将在朝中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，但是他们同样对于大唐缺乏相应的文化认同。
汉将可以有国家、政权上的高度认同，已经相应的归属感，但胡人却不会有。
而没有文化方面的认同，还谈何忠诚度？毕竟大唐不是胡人建立的政权，指望他们有归属感和忠诚度，无疑比较困难。
既然作为藩镇节度使的胡人将领都对大唐缺乏忠诚度，下面的士兵就更不用说了。
所以到了安禄山计划起兵之际，之所以会一呼百应，根本的一个原因，就是他的手下，压根就没有太多的忠君爱国情怀。
加上安禄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，这么一来，自然是唯安禄山马首是瞻。
更重要的是，经过安禄山的不断发展，以及朝廷对其的放任，最终导致安禄山身兼范阳、卢龙以及河东三镇大权，麾下兵马几十万，而当时的大唐中央禁军，才不过区区八万上下。
如此失衡的比例，既助长了安禄山的气焰，也增添了安禄山手下人的信心，占据如此优势，不反更待何时？
总的来说，并非是北方的军队不愿意过大唐盛世，非要跟着安禄山造反，一来是大唐的盛世与他们的关系不大，或者说他们没有感受或者享受到盛世带给他们的好处。
二来，就是唐玄宗的一系列政策，导致藩镇手握财权和政权，完全成了士兵们的衣食父母，导致了将士可以不知朝廷，但不能不知安禄山的局面，因此必然是唯安禄山之命是从。
第三则是，北方边境的将士，成分以胡人较多，即便不是胡人，也对朝廷缺乏认同感和忠君爱国情怀，所以反了也就反了。
加上兵力上的不对等，故而，他们肯定是愿意追随安禄山的，而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，就是在于唐玄宗被虚假的繁荣所蒙蔽，更对藩镇的“变异”视而不见“。
关于安禄山造反，近代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有这么一段话：
安禄山的势力，是唐室用中国财富豢养成的胡兵团。此种胡兵团，只朘吸了唐室的膏血，并没有受到唐室的教育。他们一旦羽翼成长，自然要扑到唐室的内地来。
但实际上，安史之乱的叛军，是由各个民族的将士组成，其中的汉人也占了极大比重。身在盛世，这些大唐军人为什么会跟随安禄山反叛朝廷？
首先跟那时的军制有关系：府兵制的崩溃、募兵制的崛起，由兵不识将、将不识兵，变成将领拥有私兵。
从南北朝时期的西魏、北周，再到隋朝、初唐，它们在这两方面高度一致：关陇贵族、府兵制。
所谓关陇贵族，是近代提出的概念，指的是宇文泰创立的八柱国、十二大将军体系。这二十大家族，是其后100年中原王朝的实际统治集团，隋朝杨氏出自十二大将军、李唐王朝出身于八柱国。
而这一体系，是与府兵制直接挂钩的。全国各地设立兵府，其中的军人就是府兵；府兵并不是专业军人，而是“兵农合一”——他们平时是在家耕地的农民，农闲时期由专业军官带领进行训练；一旦遇到战事，就自备武器、马匹等一众物资前去兵府报到，其后随军出征。在初唐，他们每年还要轮番前去皇宫宿卫。
这一制度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，朝廷保证他们名下有地、有家有业，而且作战还有机会加官进爵、获得封赏，其爱国心、责任感自然爆棚。初唐时横行东亚的大唐军队，就是由这群老实巴交的老百姓组成的。而且平时将、兵是分开，几乎彻底杜绝了武将拥兵自重的情况。
唐太宗李世民时期，大唐奉行主动出击、扼敌于萌芽之中的战略，那时的唐军队伍精干、名将济济、装备精良、效率极高，府兵总有轮休的机会；
到了唐高宗时期，大唐周边战事频繁、战线拉长，由以前的突袭战变成拉锯战，府兵作战周期延长，轮换期被拉长；
武则天时，对外用兵极少，府兵制度逐渐崩坏，甚至很多府兵死亡、逃跑后，官府都不能及时清点；
到了唐玄宗初期，鉴于府兵人手不足的现状，他采用宰相张说的建议，以招募方式挑选宿卫禁军，后来改名为“彍骑”。同时，由于当时大唐四处征战，戍边的府兵旷日持久耗在边疆、处境困苦；由于制度日渐腐败，还出现了军人被边将当成苦力、奴仆的情况，如此一来，大量应当充当府兵的百姓纷纷逃亡，各地的兵府已经组织不起足够兵员。
因此，到了公元749年，李隆基全面停止府兵制，大规模推行募兵制，军人成了一名专门的职业。盛产精兵良将的地方，除了尚武的关中等中原地区外，那些弓马娴熟、骁勇善战的少数民族百姓，也纷纷投入到这个行当。因此，当时的北方边镇唐军，几乎都是汉、蕃混杂的。
同时，在之前，边镇的统帅大多不允许连任，保持频繁更换，而且还有机会调进朝廷，以此杜绝将、兵勾结；
到了开元年间，李隆基致力于开疆拓土、“有吞四夷之志”，为了避免频繁换将带来的战斗力下降，边将甚至十多年都不更换；
而到了天宝年间，李林甫为了断绝边将入朝为相之路，大量推荐蕃将担任节度使（胡人基本不具备当宰相的素质；而且朝里没靠山，不会拉帮结派），哥舒翰、安禄山、高仙芝、安思顺等大量少数民族将领纷纷担任了节度使，安禄山甚至一人身兼三节度。
就这样，原本的将、兵分离制度，到现在演变成了稳定的上下级关系；同时，为了便于节度使能够整合、调动各项资源打仗，唐王朝赋予了他们更多的权力：“节度使多兼按察、安抚、度支诸使，土地、人民、甲兵、财富皆有之”（钱穆），节度使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方的土皇帝，拥有财政、军事、人事等各项权利。
因此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节度使几乎拥有对下属军人的提拔、奖惩等一切权力；人心都是很现实的，有奶便是娘、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军人逐渐向“私有化”的趋势发展。
在很大程度上来讲，那时的节度使是否忠诚，除了要靠唐王朝的笼络、管理外，节度使本人的观念就极其关键。不过，当时的大部分蕃将，比如哥舒翰、高仙芝、安思顺、王思礼等，要么出自勋贵家族，要么是军人世家，汉化程度较高，头脑中的忠君爱国思想较为浓厚，而且权力有限，并没什么不轨的心思。
但一人身兼三大节度的安禄山，可谓是这个体系中的BUG。
安禄山出身低贱，他和史思明都生于营州柳城这个多民族杂居的边地。长大后，他在边镇从事类似于中介、翻译的业务，不仅能够掌握六门少数民族语言，更在常年的摸爬滚打中形成了善于揣摩、精于投机倒把的性格特点。
随后的安禄山由于盗窃差点被时任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处死，但他成功用豪言壮语引起了对方的好奇，其后成了唐军的一名侦察兵。他靠着自己对边境的熟悉、对各族语言的掌握以及骁勇的性格，立下无数战功，并被张守珪收为养子、成了一名将军。
安禄山真正飞黄腾达，源于他攀上了李林甫这棵大树。在这位权臣的帮助下，安禄山充分发挥自己察言观色、揣摩人心、投机倒把等方面的能耐，一步步成了李隆基身前的当红炸子鸡，不仅身兼三大节度使，甚至还破天荒的被封为异姓王。
但这种没文化、没道德的人，权力越大、危害就越恐怖。常年觐见李隆基的经历，让他越来越觊觎中原的繁华、骄奢淫逸，对边镇的困苦、寒冷环境越发不满；随着权位越高，他的不轨之心也越发强烈。
造反首先需要队伍，情商极高的安禄山，拉拢人心特别有一套：
他有识人、用人的眼力，而且提拔人才不拘一格，安守忠、李归仁、蔡希德、牛庭玠、向润客、崔乾祐、尹子奇、何千年、武令珣、能元皓、田承嗣、田乾真.......这些后来安史之乱中的悍将，都时安禄山亲自从基层将士中提拔起来的；
他发挥自己出身胡人、精通多种胡语的优势，刻意拉拢各少数民族将士，甚至还收养了8000名同罗、奚、契丹等各族骁勇为养子，命名为“曳落河”；
早年的中介生涯，形成了安禄山出众的经商头脑，他暗地里派出大量胡商前去各地做生意，每年盈利可观“岁输财百万”，这就为他准备物资装备、收买人心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。
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，安禄山几乎把手下镇兵变成了自己“安家军”。
公元754年，安禄山向朝廷请示：“我手下将士常年讨伐奚、契丹、九姓胡、同罗等，功勋卓著，望陛下能够越级封官赏赐，请准备好委任状，由我统一发给他们。”
李隆基大手一挥，给了2500张人名空白的委任状，安禄山大肆提拔亲信，进一步坚定了将士们跟随他的信心。
公元755年8-10月，安禄山在跟亲信们敲定谋反细节后，多次宴请士卒、厉兵秣马；随后他伪造圣旨，召来主要将领宣布：“皇上有密诏，让我率兵入朝，讨伐逆贼杨国忠。”众人当然知道这是啥意思，他们目瞪口呆，但无人敢出言反对。
11月，安禄山率领麾下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军队，以及同罗、奚、契丹、室韦各族士兵，共十五万人，在蓟城南门检阅誓师，随后大举南下。
对于这一场景，史称“步骑精锐，烟尘千里，鼓噪震地”，《长恨歌》更加传神：“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”。100多年没经历过战争的中原地区，瞬间由歌舞升平沦为人间地狱，将大唐王朝拦腰打断的安史之乱正式爆发。
叛军士兵固然可恨，但身在乱世，小人物并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。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，既是安禄山这种没有节操的野心家，更是李隆基、李林甫、杨国忠等庙堂之中的弄权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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