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清朝可以把大臣训的服服帖帖而明朝不行？
明朝至少明面上还是养士三百年，除了大典，大臣们是极少下跪的，清朝直接养奴才三百年，奴才的本性就是俯首帖耳。其实若论犯颜直谏，清代也不少，雍正时有孙嘉淦，乾隆时有王杰，尹壮图、嘉庆时有洪亮吉，有以林则徐龚自珍等为首的宣南诗社，咸丰时还有敢和皇帝当庭对骂的曾国藩
明朝至少明面上还是养士三百年，除了大典，大臣们是极少下跪的，清朝直接养奴才三百年，奴才的本性就是俯首帖耳。
其实若论犯颜直谏，清代也不少，雍正时有孙嘉淦，乾隆时有王杰，尹壮图、嘉庆时有洪亮吉，有以林则徐龚自珍等为首的宣南诗社，咸丰时还有敢和皇帝当庭对骂的曾国藩。
要论刚猛，明清之前的大臣们更厉害，宋代寇准敢架着皇帝上前线，唐代魏征怼天怼地，怼得李世民没脾气，三国陈矫不许皇帝检查工作，汉……霍光表示你们都是辣鸡，每个时代几乎都有权臣、忠臣、诤臣，敢不敢争取决于大臣们的气节，争的结果如何，就看你遇到什么皇帝了。
明朝皇帝不是靠训朝臣维护皇权和皇帝威信 虽说国不可一日无主，但是明朝动不动出现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：嘉靖皇帝三十年不上朝，天天在西苑炼制丹药，万历皇帝为了和群臣怄气，二十多年不上朝。而朱由校想当小木匠，皇帝是兼职。
皇帝如此不思政事，不务正业，但是大明王朝的运转却没有停下来，为什么呢？
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权力欲极强，为了加强中央集权，把宰相制度废除了，啥事都是自己干，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，甚至上两次朝，大小政务全由自己一手操办，朱元璋是工作狂，可是子孙后代不行，事事亲历亲为哪有那么多精力，所以在废除宰相制后，又实行了内阁制。
内阁制与宰相制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宰相拥有决策权、议政权和行政权，内阁只有参与机要政务,但没有决策权，想当于幕僚，把票拟出来的意见上报皇帝，皇帝批红同意后才能执行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上不上朝一样可以处理政事了，尤其是有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这些秘书机构，皇帝只要把自己意思告诉他们，连批红都可以有人代劳了。而且皇帝随时可以收回权利。
皇帝不想上朝，总想偷懒摸摸鱼，事情交给别人做，又不给人权力，自然得做做样子，容忍一下大臣们进谏，实在听不下去了就打屁股，不需要让大臣们俯首帖耳。
清朝虽有军机处跟内阁差不多，但是满清统治有一个特点：比较明显的部落色彩，清朝宗室和部落贵族都大量参与到权力中心来，虚心纳谏这种东西是摆给文官看的，宗室贵族大多不讲究这个。
朱元璋允许风闻奏事，互相监督打小报告，给大臣上书胡喷留了一道口子：朱元璋为了制衡六部之权设立给事中，并特许风闻奏事，只要听到什么，不用核实只是风闻就可以随便说，既然上书不用负什么责任，那就随便喷呗。
为了治贪，朱元璋广开言路，号召和准许民众检举告发，并诏令各地，选拔正直敢言的老人若干名，不论身份地位，称为“申明亭老人”，授予他们有访查本地官员政情的特权，如果发现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官吏，即可以向上司告发，如果告发3次上司仍不受理，即可进京告御状，费用由政府承担。另外，又允许这些申明亭老人直接扭送贪官污吏。
为了监视百官，朱元璋设立特务机构：东厂，西厂和锦衣卫，跟踪朝廷大臣，以防止宦官结党私营。朱元璋开了这个口子，那么大臣们上书直言就成了习惯。
清朝觉得这个风闻奏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事实上给废了。“造谣”是要负责任的，那就没那么多人敢胡说八道了。
虽然历代都有不杀言官的传承，但朱元璋开了另一个口子：廷杖，而且打屁股能打死人 廷杖，与大臣们共治天下，只是个假象 大臣们犯法自然有国法处置，按律法该什么罪就什么罪行，可是朱元璋却使用廷杖。廷杖其实算是家法，本属私刑，主要是起羞辱作用，廷杖脱衣服打屁股还是用厚毡子把身体盖住，免得真伤得过重了。使用廷杖只是东汉皇帝的个例。
可是朱元璋又恢复了廷杖。明朝的第一次廷杖是太祖朱元璋打死开国功臣永嘉侯朱亮祖。朱亮祖父子作威作福，做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情。虽然罪至该死，但按照大明律法，应该交于刑部走正常程序杀头。但是朱元璋为了警示其他官员，命人在朝堂上就杖打朱亮祖而死，由此开创了明朝廷杖大臣的先例。
廷杖不需要经过法律认罪，于是廷杖大臣成为了皇帝或者当权者排除异己、打击政治对手的一种手段。大部分受廷杖者并不是违反了大明的法律，而是侵犯了皇帝或者当权者的利益。中国自古以来都有不杀言官的传承，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廷杖打的就是言官或者进谏者。文人一旦讲起骨气来，当真就是打死不怕。所以真就有很多人被廷杖打屁股打死。
划重点：死杠皇帝有风险，无论明清，皇帝性格弱势或是比较心软，大臣都是敢说话的。如果皇帝作风太出格，都会和大臣爆发激烈冲突。皇帝作风强势或是手段暴虐，那么大臣们都是不敢说话的，您不怕死您随意。
比如明代几大著名事件：争国本事件，永历皇帝宠爱郑贵妃，想立郑贵妃所生福王为太子，而大臣们认为按祖制立长不不幼，应当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。君臣互不相让，内阁首辅四人撂挑子，部级官员十余人撤职或引退、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达三百多位，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、解职、发配充军。大臣们死不松口，永历帝也没有办法，拖了十五年，还是立了朱常洛为太子。
正德帝比较荒唐，动不动就跑到宫外玩，他比较反感要挟他，说白了是个顺毛驴，得哄不能激。他要南巡，大臣们不让，驴脾气上来了，146人被廷杖，打死了11个，打完了，自己也觉得为这点事情打死人不太好，也不提南巡了，收敛了好几年。这个荒唐皇帝要跑去学渔夫打鱼，大臣们学聪明了，没有人敢死劝他，结果掉到水里受了寒，才31岁就一病而亡。
嘉靖皇帝的大议礼事件，前后闹了三年。明武宗没有儿子，嘉靖皇帝继承武宗的皇位，却非要给他亲爹上帝号，往小了说叫胡闹，往大了说败坏了宗法制度，100 多名官员跪在左顺门前日夜哭谏，嘉靖不管那么多，四品以上官员罚俸，五品以下官员廷杖，打死了十七人，很大程度上是找由头把不听话的统统干掉。所以嘉靖一朝除了海瑞，就没有什么人敢说话。
清朝最强势的三位皇帝是康熙雍正乾隆，其中康熙身段柔软，和大臣正面冲突不多，到后期对大臣甚至非常放纵，但一旦下定决心基本没人能劝动。雍正坚毅酷烈，敢和大臣硬刚，而且喜欢秘密行政，大臣各管一摊，很难对政事发表出什么见解。
乾隆同时遗传了康熙和雍正的特征，城府极深最为狠辣，恩威并施，擅长诛心，管你是满是汉，是皇族还是普通文武，或动辄找茬下诏申斥，或罗织罪名将一些他眼中有潜在威胁的大臣夺职罢官甚至下狱赐死，文字狱这种东西在乾隆时期大行其道。
比如尹壮图案吧，乾隆皇帝为了捞银子，听任和坤搞了个臭名昭著的议罪银，尹壮图上书表示败坏官场风气，让地方官层层盘剥，造成巨额亏空。
乾隆很腹黑，不说对错让他去查。下面官员两套帐都做好了，哪里查得出，尹壮图知道着了道，上书请罪，是自己胡言乱语。乾隆下令交刑部处置，斩立决。临了又来个特赦，以示天恩浩荡，贬为内阁侍读。尹壮图没多久辞官回乡。大家再傻都明白乾隆的意思了，从此以后没人再敢上书直言了。
嘉庆和道光帝又开始广开言论，相对这三个老滑头而言资质平庸，所以大臣们就敢杠了，曾国藩就会湘军的事跟咸丰发生激烈冲突，气得咸丰让曾国藩停职反省。不过后来我们也知道的，曾国藩没啥事。可是到了慈禧掌权，太平天国被扑灭，湘军立了大功，曾国藩自己就把湘军基本解散了。
从大体上讲，还是清代官员更服帖：一件事情，在明代大臣进谏，皇帝可能说打他二十板子，第二天又有更多大臣唧歪，于是皇帝会说，烦死了，打屁屁都不怕，算了以后再说。
而在清代，康熙会说：那你们议议吧，三天拿个结果出来，议不出来？那就听我的。
雍正：钓名沽誉，成全你，斩
乾隆：你们说得一点也不符合事实，造谣生事，是何居心，交刑部严加议处
中国古代君臣关系和地位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：唐朝以前的大臣和皇帝讲话是“坐而道”；宋朝大臣和皇帝讲话是“站而论道”；“明朝仪，臣僚四拜或五拜，清始有三跪九叩首之制。明大臣得侍坐，清则奏对无不跪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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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什么文字狱没有太大关系，主要是因为明朝皇帝没有自己的基本盘。
其实单论皇帝权力，明清皇帝没区别。都是皇权独揽，理论上都可以驯服大臣。
很典型的例子。朱元璋和朱棣。
这爷俩在位期间，哪个大臣敢不服他们？
一个不服砍一个，一百个不服砍一百个。
大臣被杀得鸡飞狗跳，谁敢跟皇帝较劲？
但是，皇帝大权独揽，工作量是很大的。
朱元璋废了丞相，将皇权和相权合并。皇帝看似是大权独揽了，爽歪歪了。但大权独揽的结果，意味着皇帝什么事情都要管，每天光批阅奏章就要花上大半天时间。
这对于身体素质好的朱元璋来说，没什么。
但对于身体状况不好的皇帝，如明仁宗，就太要命了。根本应付不过来。
所以，除朱元璋外的大部分明朝皇帝，都愿意把部分权力交给内阁、司礼监，甚至是六部九卿等衙门。让大臣处理国家政务。
具体来说，皇帝放权后，明朝中枢的行政流程是这样的。
如果是小事，官员上奏折，内阁票拟，也就是批复环节。
司礼监批红，也就是盖章环节。
六科给事中负责封驳，也就是审查环节。
当打报告→批复→盖章→审查的一套流程走完后，再交给六部等衙门去执行。
如果是大事，则是皇帝主持群臣廷议，内阁不参与，最后靠投票，选出一个结果，交给内阁批示，然后重复上面的流程。
如果是很大的事，皇帝会把内阁、司礼监和群臣叫到一起开大会。一起商议怎么办。
从这个行政流程来看，很明显，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，明朝皇帝都很依赖大臣。如果没有大臣帮忙，国家机器根本无法运转。
而皇帝既然指望大臣帮自己干活，既然要依靠大臣维持统治机器运转。那他不得顺着点大臣么？
特别是通过科举，正儿八经考出来的文人士大夫。人家凭本事获得的官僚身份，皇帝能不适当地照顾这些读书人的面子？
用现在的话说，老板又要马儿跑得快，又不给马儿吃草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所以，大部分明朝皇帝都会适当容忍大臣对自己的批评，并摆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。
典型例子。
海瑞骂嘉靖，说朝廷乌烟瘴气，都是因为嘉靖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不务正业导致的。
嘉靖被骂了，气得不行，很想杀海瑞。但又怕世人非议，把海瑞比作忠臣比干，把他比作商纣王。最后只能是把海瑞关起来了事。
等到明穆宗继位，穆宗也想要个好名声，就把海瑞放了。不仅放了，还升了官。
如果皇帝实在是被大臣气得不行，实在忍不住了，硬要修理大臣。一般也只是罢官，或是拿板子打大臣屁股。
典型例子。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写《酒色财气四箴疏》，批评万历皇帝贪财好色。万历气的暴跳如雷，指示内阁修理雒于仁。
但内阁首辅申时行不同意，表示最多只能安排雒于仁退休。
万历不想为了这点事寒了群臣的心，最后也只能是惩罚雒于仁辞职了事。
总体来看。明朝皇帝，只要成年了，都是有实权的。
这个实权很大，只要皇帝想，理论上随时都可以收拾大臣。历史上的明朝皇帝，并不乏杀朝廷重臣的案例。比如崇祯，内阁首辅都让他杀成了高危职业。
但是，由于明朝皇帝缺乏一个只效忠于皇权的基本盘。
朱元璋时期打造的藩王体系，在靖难之役后让朱棣废了。以致大部分时间里，明朝宗室都是被圈养的存在。根本帮不上忙。
朱棣留下来的功勋集团，又因为土木堡之变死掉了大半。以致后来靠拍皇帝马屁或以外戚身份崛起的新兴功勋，被靠科举正途上位的文人士大夫瞧不起，只能担任一些只拿工资不干活的虚职，很难进入权力中枢。
至于厂卫，那根本不成体系。只能作为牵制作用存在。
于是乎，科举文人就变成了皇帝唯一可以依赖的群体。而当皇帝又必须要靠他们来维护统治机器运转时，那科举文官们自然就有了与皇帝叫板的资本。
虽说从权力结构上来说，文官并不能够威胁皇权。但这并不妨碍不怕死的科举文官与皇帝叫板。
相比于明朝，清朝最大的不同，在于满清统治集团带有很强的部族色彩。清朝皇帝是自带八旗基本盘入关。八旗的存在，使得清朝皇帝可以不完全依靠科举文官来维持统治机器运转。
典型例子。
康熙时期的明珠、索额图；雍正时期的胤祥和胤禄；乾隆时期的傅恒、和珅；咸丰、同治时期的奕訢。就都是八旗出身，属于宗室或功勋身份。
像这种纯粹靠投胎，非科举出身的人，出任宰辅，搁在明朝中后期是不能想象的。但是在清朝，却是常态。
另外，清政府还卖官鬻爵。
一个人只要有钱，就可以买官，买功名。然后步入仕途。
比如雍正时期的岳钟琪、李卫，咸丰时期的胡林翼就都是通过捐官的方式进入官场。他们的政绩、军功，可圈可点，都曾出任过督抚级的职务。混得并不比那些靠科举上位的文官差。
像这类靠捐官出仕的人出任督抚，搁在明朝中后期，也是不能想象的。但在清朝，却也是一种常态。
由于清朝皇帝可选的储备干部多，既有八旗出身的，还有买官上位的。所以，清朝皇帝对科举文官的依赖性自然就大大下降了，自然也就不需要特意照顾他们的面子了。
而那些买官上位的，靠投胎上位的，他们能上位，不全是凭自身本事，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皇帝的提拔。
就拿十三爷胤祥来说，他在康熙时期只是光头阿哥，没有爵位，没有职务，并不受康熙的重用。他能成为铁帽子亲王，完全是雍正提拔的结果。而他为了报答四哥的提拔，对雍正的新政是不打折扣的执行。最终获得了雍正的无条件信任。
还有雍正时期的田文镜也是如此，他六十岁才获得皇帝重用。为了表现自己，他主政河南期间，为了推行雍正的新政，甚至不惜与官僚士绅阶级翻脸。
因此可以这么说，有清一朝，无论是非科举上位的官员，还是通过科举上位的官员，理论上都要巴结皇帝。
不巴结皇帝，连官都没法做。不是说你考上了功名，考中了一甲头三名，朝廷就一定要重用你。（但是明朝就一定会重用）
当所有的朝廷官员都要巴结皇帝时，情况一下子就倒转了。清朝皇帝根本不需要像明朝皇帝那样，刻意做样子，虚心纳谏。官员自然也就被训得服服帖帖了。
不过，官员被皇帝驯服的情况，并不适用于清朝后期。
太平天国之后的晚清，朝廷根本管不住那些封疆大吏。
典型案例，刺马案。
堂堂两江总督被人莫名其妙刺杀，慈禧派人去彻查，结果竟然因为害怕激怒湘军，只能不了了之。
还有东南互保事件，老佛爷都被洋鬼子撵到了西安，东南九省的督抚竟然坐视不理。而且朝廷事后还不敢追究责任。
虽说封疆大吏不听最高统治者号令的事，明朝也有。但明朝出现这种情况，是在崇祯统治后期，也就是快要灭亡时。明朝哪怕是崇祯在位中前期，皇帝说话也还是好使的。
然而清朝同治时期，最高统治者说的话就不好使了。
因此可以说，在太平天国时期，清朝原有的统治秩序就不存在了。就该灭亡了。不是被农民起义推翻，就是被实力派大臣推翻。
清政府后来又活了50年，完全是靠着西方列强帮忙维持，才没使这艘破船沉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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